东西问丨刘敬辉:美国教科书如何塑造美国孩子的中国印象?******
中新社北京1月9日电 题:美国教科书如何塑造美国孩子的中国印象?
——专访加州州立大学终身教授刘敬辉
作者 任雨萌
2022年,全美已有伊利诺伊州、新泽西州、加州等7个州要求K-12(幼儿园最后一年至12年级)教学中必须涵盖亚裔文化的相关内容。在此之前,美国中小学历史和社会学课程指导大纲标准中,已列出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知识点,但其准确性和全面程度不尽人意,导致学生对中国的认知可能出现偏差。
教科书作为孩童了解世界的窗口,将奠定一个人的思想和文化基础,以“先入为主”的方式影响其一生。美国教育学博士、加州州立大学华裔终身教授刘敬辉(Jack Liu)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解读美国孩童获得中国历史文化启蒙的主要渠道,探究美国教科书背后的中国观。
中新社记者:一般来说,美国K-12学段的孩子对中国的了解有多少?在他们的印象中,有哪些词汇可以代表中国?
刘敬辉:由于中国历史文化教育在美国并非主流,美国孩子对中国的了解并不多,了解程度存在地域差异。以加州为例,当地孩童在多元文化中成长,身边不乏华人或华裔同学的身影,因此见怪不怪。然而,他们的认知中,这些同学仅是肤色、样貌与自身不同,其他并无太大差别。
中华文化大乐园纽约夏令营在布鲁克林鸣远中文学校开营。廖攀 摄实际上,美国人是从少数族裔的角度出发看待华人的——美国有三大少数族裔群体,非裔(Africa Americans),墨西哥裔(Chicano或 Chicana)或拉丁裔(Latino Americans),亚裔(Asian Americans)。这里的亚裔与我们印象中的亚洲人概念不同。在我们看来,亚裔主要由东亚群体组成,但美国把所有的亚洲人,包括菲律宾人、印度人也涵盖在这一大概念中。
至于哪些词汇与中国有关,“熊猫”毋庸置疑是其中一个。至于孔子等历史名人,由于仅出现在课堂中,并非孩子们的兴趣爱好,因此不会过多关注。
中新社记者:美国学校提供的汉语教学或中国的历史教育能否被视为了解认识中国的主要渠道?他们从教科书中看到的中国是什么样的?
刘敬辉:对于美国青少年来说,除非其父母曾去中国旅游,或他们有非常要好的中国朋友,教科书应是他们学习中国历史文化的主要渠道。然而,学生在教科书里学到的仅是一部分中国文化,对当下中国的发展了解甚少。
美国学生在小学最后一年(六年级)开始接触中国早期古代文明。在美国教科书中,中华文明被列为世界八大文明之一,除我们所知的四大古文明(古中国、古印度、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美国增列出玛雅文明、罗马文明、希腊文明和犹太文明。因此,美国学校并未将中国历史单拎出来细致讲解,孩子们也是将华夏文明作为古文明之一来学习记忆的。
2014年10月17日,经过美国宝尔博物馆董事长施刘秀枝女士历时11年的不懈努力,120余件珍贵的三星堆文物和金沙文物漂洋过海来到美国加州,拉开“中国失落的古文明:神秘的三星堆”展览帷幕。毛建军 摄中新社记者:美国课堂在介绍中华文明起源时,有哪些特点?其中对东西方历史的对照研究比重大吗?
刘敬辉:美国教科书以时间为线索、按主题将同时期的几大文明对比讲解。
例如美国教科书基于“轴心时代”学说,将孔子和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国文明与希腊文明作比较。“轴心时代”学说认为,公元前500年左右,全世界最发达的几种文明同时存在。
美国教科书中,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开创了整个欧洲、甚至西方文明,奠定了各类学科发展的基础;在遥远的东方,孔子则是同时期成就卓著的思想家、哲学家,他开创儒家学派,创办私学。
书中还特别提到,与苏格拉底并称“希腊三贤”之一的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创建了Academy(学院),作为人们交流所学的场所,西方自此形成了辩论的艺术。而同时期中国的“稷下学宫”能与之媲美。稷下学宫现位于山东淄博,是齐宣王为各学派学者设置的辩论场所,许多已有声名、著书立说的学者在那里碰撞出了思想的火花。
航拍稷下学宫遗址。稷下学宫始建于公元前374年,是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举办、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高等学府,促成了天下学术“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梁犇 摄这些内容鲜少出现于中国的历史课本中,反而出现在外国的教科书中,这是因为按照西方的标准,辩论是文明进步的重要一环。
再如美国教材中讲到罗马时会介绍中国汉朝,将罗马鼎盛时期称作“黄金时代”,认为中国的“黄金时代”是汉朝,因为汉建立了一套不同于秦的统治思想,令儒家思想成为正统,也因为佛教于汉明帝时期最早传入。教材中则侧重讲丝绸之路和佛教传入中国的相关知识。
中新社记者:在你看来,美国课本上的知识能否让青少年对中国的了解足够准确、全面?若不能,不足之处有哪些?
刘敬辉:实际是不全面的,由于美国教材将世界上所有的文明都以对比的模式教授,因此各个文明都是以断点的形式呈现。就中国历史来说,美国仅介绍了几个朝代,因此学生在学习时会遇到许多困惑。
与此同时,美国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及历史教学模式往往过多以美国的政治和国家利益为中心,从西方历史文化角度出发解读中国。
美国教科书中有关孔子讲学的内容。受访者供图如美国小学课本在突出孔子的为官经历时,将其鲁国“司寇”的官职直接译成“司法部长”。在介绍儒家思想时,美国中小学课本也仅集中于孔子个人的思想成就,将儒家思想看作孔子主义(Confucianism),只取前期的儒家思想,也就是春秋时期的儒家思想做片段化的截取讲解。
到了大学阶段,美国教材则将儒家思想作为宗教来讲,就是儒教,英文同样写作Confucianism。这种解读实际是将西方宗教的框架体系套用于中国所得的结论。
在西方,包括马克斯·韦伯等社会学家都认为,宗教改变了欧洲,宗教带来了资本主义,因此他们也沿用宗教这一概念来讲述中国历史,这是不准确的。
中新社记者:如果说中国古代史离美国青少年距离较远,那他们是否了解在美华人的情况?除课本外,有无其他知识普及的途径?效果如何?
刘敬辉:目前美国中小学课本中关于华人移民史的内容基本缺失,部分大学会开设有关亚裔的课程,其中包含华人移民史。另外,由于教科书由各州制定,因此情况存在地域差异——在华裔人口较多的美国西部,会有更多高校设置相关课程。
美国世界史教科书封面。受访者供图实际上,一些与华人移民相关的历史文化早已浸润于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但如果书中不讲,美国人不会意识到。
如“Long time no see”(好久不见)这个英文短语实际是华人创造的。19世纪中期,一些在美修建铁路的华工略懂英语,他们将中英糅杂在一起,创造出了“Long time no see”的说法。虽然语法有错误,但这一短语自此进入英文语言体系,并成为主流。还有“tea”源自广东话里的“茶”;“silk”就是中文的“丝”,读音很相近。
除课本外,华裔名人也是美国青少年了解中国的窗口。且随着近年来亚裔平权运动在美兴起,更多美国人对华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前不久第三代华裔移民黄柳霜登上美国货币就是在此大背景下发生的。黄柳霜是首位在好莱坞星光大道留星的华裔演员,实际上她也是首位批评好莱坞种族歧视、同工不同酬的女性。
美籍华裔女演员黄柳霜。George Rinhart 摄中新社记者:目前,全美7个州的K-12教材中有关中国或华人的内容大致有多少?如何让美国新生代更加全面、准确地了解和认识中国?
刘敬辉:虽没有具体统计数字显示相关内容占比,但该比例是逐渐增多的。其中一个表现是,教科书中开始出现描绘华人的插画,以前这些插画主角都是白人。而这一现象不局限于历史课本,数学书中也能看到华人父母搂着孩子学数学的插画。
让美国新生代更加全面准确了解和认识中国的最佳途径是赴华留学。我曾于2008年带领美国学生去山东青岛游学,让他们跳脱出教科书里有关古代中国历史的只言片语,亲自感受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当下发展。
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新市古镇,皮影戏艺人指导留学生练习皮影戏。谢尚国 摄实际上,这一教学方法的效用已在东南亚得到充分印证。菲律宾华人企业家陈永栽在培养子女接触中华文化时分三步走,第一是学华文,第二是到中国各个省份参观探访,第三是将他们送进北大接受教育。在这一点上,美国基础教育可以借鉴。
中新社记者:自小形成的对华印象会对青少年的成长过程造成哪些影响?这些初始观感在塑造下一代涉华认知时发挥怎样的作用?
刘敬辉:美国青少年自大学一二年级接触通识教育,再加上阅读各种新闻媒体的报道,或赴华游学后,才会形成较为完整的对华印象。但他们的中国观却是在接受基础教育的过程中启蒙的。
中国观通常存在学生或普通民众的潜意识中,当外界产生事件(events)时,会激发对“事实”的认知并形成观点。这种认知和观点来源于他们曾经接触的有关中国的知识和长久的主流社会文化氛围的感知。
德国小伙托比(Tobi)“#IAmChina”(我是中国)的标签,在不同的国际社交媒体上传递对中国抗击疫情的声援。视频截图我主导的一个中外研究团队研究发现,厘清美国中小学教材中的中国关键词,有利于了解美国青少年所学习的中国历史、文化和相关中国观的形成过程,从而掌握美国高校学生的已经逐渐形成的中国知识框架。
希望未来编写一本工具书,以兴趣为起始点,解密中国观背后的关键词,令美国青少年读者通过对这些关键词的理解,塑造比较全面准确的中国观。简单来说,就是用关键词引出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完)
受访者简介:
加州州立大学终身教授刘敬辉刘敬辉(Jack Liu),美国教育学博士,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华裔终身教授,研究领域为汉学、中国文明、德鲁克跨文化管理哲学。
年轻人爱上骑摩托了,各地“禁限摩”会放松吗?****** “摩托车热”能让产业翻身吗?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李明子 发于2022.10.17总第1064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堵车已经不是新鲜事儿,但你见过堵摩托吗?” 80后“骑士”周晋宇在北京经营着一家摩托车店,疫情这三年,眼看着城市流通的摩托车数量连年翻倍增长。今年夏天早晚通勤高峰时段,北京四环辅路部分路段的摩托车甚至也出现了“两米一停”的拥堵。 根据公安部发布的数据,2022年上半年,全国摩托车新注册登记534万辆,与去年同比增加了108万辆,增幅达25.38%。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的《2021北京市交通发展年度报告》显示,北京市普通摩托车2020年的数量较上一年增加了10.7万辆,增幅高达71.8%。而同期私人小微型客车较2019年增加6万辆,增长率仅为1.3%。 今年10月前,北京市多家驾校的摩托车夜间训练班几乎场场满员。训练场的主力军不再是外卖骑手,而是有通勤刚需的年轻北漂或刚入圈的摩托车玩家。据北京市各驾驶培训机构的招生数据,2022年上半年北京报考摩托车人数12万余人,约占驾考人数总量的一半。 “疫情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态度,让摩托车这种更个性化的大玩具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中国摩托车商会常务副会长李彬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摩托车热”已经从骑行方式传导到产业端,带动了大排量摩托车产销两旺,支撑中国摩托车产业走出低谷,也将存在了37年之久的“禁限摩”争论再次摆上台面。到目前为止,全国共有近200个城市加入“禁限摩”阵营,“禁限摩”已经覆盖了全国绝大多数的中大型城市,政策出台依据包括交通安全、道路压力、社会治安、尾气排放等种种考量。 在业内看来,当下“摩托车热”背后更值得关注的是,昔日政策执行的综合效果和对产业带来的影响,需要重新审视。 年轻化和女骑士 “晚上有人去大钉子喝酸奶吗?”邀约令一出,俗称“大钉子”的奥林匹克塔下的酸奶摊又要超时加班了,这里已经成为北京“摩友”线下聚会的热门打卡地。车友见面,聊天、拍照、蹭车试骑,头盔摆在小摊桌上,干一杯瓷瓶酸奶,天气好的话,还能相约跑趟山。 摩友之间喜欢拿“坐骑”互相调侃:骑春风的是少年,骑川崎的是暴躁青年,骑宝马的是高管,骑杜卡迪的是夜店咖,开雅马哈的不要命,开KTM的是“神经病”,开哈雷和印第安的多是大佬,到最后,踏板摩托车是所有骑士的最终归宿。 除了夜晚的“大钉子”,能聚集这么多类摩托车的还有互联网公司的停车场。2020年,位于北京北三环的爱琴海购物中心变身商办大楼,伴随字节跳动的入驻,楼前停车场也停满了贴着“字节骑士团”的摩托,出镜率最高的一款是铃木GSX250R。“仿赛车型,颜值高,有个性,满足通勤刚需和社交需求,关键价格不贵,2万出头,作为年轻人的入门车总不会错。”字节骑士团发起人之一戴拓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通勤是最基本的需求。”李彬举例说,在北京,如果每天开车上班2小时,换成坐公交差不多1个半小时,而骑摩托车只需50分钟,谁不愿意把路上节省的时间补到睡眠里?更无奈的现实是,很多北漂青年因各种原因还不具备在京购车的资格,或有资格后连续多年摇不到号。摩托车京A牌照1996年停止发放,京B摩托车牌几乎是留给北漂最后的温柔。不只是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李彬在各地调研时发现,杭州、成都等地的互联网公司里也涌现大批摩友。 早年,一些骑友在B站分享视频仍属圈地自萌,直到短视频崛起,摩托车骑行这一逐风而行的娱乐方式被更直观地投射在5英寸大小的电子屏上,骑车呼啸而过的画面比文字更具冲击力,摩托车热潮开始真正“出圈”。目前,抖音“摩托车”话题的播放量超过650亿次,微博“摩托车”话题则有53万余条讨论和21亿次阅读,小红书“摩托”词条下有超122万篇笔记。 除了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摩托车热与出行政策变化密切相关。2018年底,《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意味着关系数百万电动自行车用户的“三年过渡期”开始倒计时,临时牌照电动车三年后将不能上路,原来的电动车主纷纷骑上了摩托车。叠加疫情三年来公交出行的限制举措,更多人转而骑摩托车通勤。 “年轻化”是摩友群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我们40%的客户在20~25岁。”周晋宇的门店主营国产钱江摩托,该店用户超过六成是“北漂”。与传统到店消费方式不同,年轻客户更习惯网购,大多从摩托范等App上选好意向车型,直接与销售线上谈价后,到线下店交钱提车。 顶级摩托的消费人群也呈现年轻化态势。意大利品牌杜卡迪被称为“摩托车界法拉利”,早年进入中国市场时常被中年成功人士标榜为“财富象征”。据杜卡迪北京金港店职业经理人徐梓刚介绍,近年来,主流客户越来越年轻,贷款购车的客户占比也有所增加。 《中国电动摩托车行业发展深度研究与投资前景分析报告(2022-2029年)》指出,逐渐成长起来的Z世代将成为促进未来整体市场增长、细分市场爆发的核心力量。Z世代的消费表现促使摩托车企业制定更为差异化的品牌、产品、服务和营销体系。 “女骑士”成为其中增长最快的群体。《2021京东Z世代汽车消费趋势报告》通过分析用户画像,在Z世代消费者中,女性摩托车用户的购买量在2021上半年超过了同龄男性,且在35岁以下人群中,女性用户增速普遍高于男性。 如果没有疫情,90后姑娘娜娜一定会带着她的三只小狗继续国内摩旅。去年秋天,娜娜带着三小只开启了第一次长途远行。从北京出发,途经秦皇岛、大连,乘轮渡到烟台,继续环渤海骑行,到达威海、青岛、滨州,再回到北京,10天骑行了2446公里。 越来越多“女骑士”的出现,也为众多商家提供了全新机遇。据天猫数据,过去一年,超过12万名女性消费者在天猫淘宝购买了摩托车轮胎。据央视财经频道报道,北京驾校的摩托车男女学员比例基本是1:1,个别驾校甚至有女学员数量超越男学员的趋势。 为了更好地工作,也为了带三只小狗去更远的地方玩,四年前,娜娜把110cc的小排量踏板摩托换成了Vespa 150。按捺不住对大排量复古摩托的向往,去年9月,娜娜攒钱又购入了一辆凯旋Robber,“这辆车除了好看一无是处,但能玩得开心就够了。”娜娜说。 “按骑行需求,可以将摩托车分为三类,生产资料、代步工具、休闲娱乐工具。”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摩托车分会秘书长宋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后两类摩托车的市场需求明显增长更快。不论通勤代步,还是休闲娱乐,一旦开始骑摩托,便很难逃离升级换车的规律。 据李彬观察,北京摩友的平均换车周期大概是一年半。国内玩家通常从250cc排量的摩托车入门,在和摩友沟通或其他途径了解到更难驾驭的车型后,不断升级为更大排量的摩托车。目前国内已有多家公司开始研发公升级摩托车,但真正实现稳定量产,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 “汽车是开,摩托车是玩,国内的大排量摩托车玩家中90%以上都有汽车。”李彬分析说,中国人使用摩托车的用途发生了根本改变,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摩托车主要是作为生产资料,用于运输和代步。随着汽车快速增长,摩托车的运输功能现在已经减弱了,娱乐属性逐渐显现,近年来市场转热,与其功能转变有关。 华西证券研报中指出,250cc以上排量的摩托车市场结构中,250cc(不含)~400cc仍为销售主力,但400cc(不含)~750cc排量段增长迅速,部分体现摩托车玩家排量向上升级需求。鉴于1~8月行业的超预期销量表现,同时考虑摩托车文化的进一步形成、新兴消费群体升级置换需求释放以及禁限摩政策的边际改善等催化因素,预计2022年行业增速约50%。 在摩托车销售火爆的热浪中,周晋宇却隐隐感到一丝经营危机。到他店中购车的用户以外地人为主,短期复购需求不高。“主流消费群体正在缩小。”周晋宇说。 “市场增速会放缓,逐渐回归到正常增长水平。”李彬说,但从宏观数据来看,中国的中大排量摩托车人均消费量仅为1辆/万人,远低于美国、日本、欧洲的7.9辆/万人、7.4辆/万人、8.1辆/万人,国内中大排量摩托车市场仍值得期待。 大排量摩托车需求崛起 “今年4月,钱江摩托刚发布新款大排量车时,下单要等三四个月才能拿到车,直到最近才有现货。”周晋宇说,今年前三季度的销量就已经是去年的2.7倍。 在国内自主摩托车品牌中,春风、钱江、隆鑫通用构成了第一梯队。春风动力上海青浦店的一位工作人员8月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热门中大排量车款的等待周期堪比新能源汽车。 中国摩托车商会数据显示,2022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摩托车产销1055.43万辆和1072.26万辆,同比下降15.59%和14.38%。但中大排量摩托车却异军突起,成为仅有的销量正增长车型,产销分别为21.15万辆和22.22万辆,同比增长40.56%和46.59%。 “随着国内消费升级,以运动、休闲、娱乐为主要用途的中大排量摩托车更契合品质消费和个性化消费的趋势。”宋涛分析说。据中国汽车协会摩托车分会数据显示,今年8月,250cc以上中大排量摩托车单月销量7万辆,同比增长128%,创下历史新高。国内大排量摩托车的渗透率从2019年的1%上升到目前2.3%。 这也体现在进口摩托车品牌在国内的销量走势上。宝马摩托车2013年进入中国市场后,陆续引进了全部6大产品系列、30余款车型。2022年宝马集团财报年会公布的数据显示,其中国市场2021年的摩托车销量超过1.4万辆,成为宝马全球第五大市场。 从品牌竞争格局来看,全球摩托车市场按销售收入排序,最大的摩托车生产制造商是本田,其市场份额占比接近25%,其次为雅马哈、哈雷、TVS和川崎等,均是国际老牌摩托车品牌。 不过,国内厂商也将迎来产业红利期。华西证券研报认为,中大排量摩托车当前发展阶段类似2013年至2014年的SUV板块,供给端头部车企新车型、新品牌投放加速提供行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市场快速扩容。参考国内汽车发展历史及海外摩托车市场竞争格局,自主品牌有望成为中大排量摩托车需求崛起最大受益者。 国内各家自主品牌也早已看到了这一趋势。钱江摩托早在2021年年报中就指出,受益于近几年市场消费意识转变与购买力增强,以及日益浓厚的大排量摩托车文化的影响,休闲运动、摩旅玩乐的大排量产品已经形成了稳定的行业地位,成为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风向标。可预见的是,高端大排是中国摩托车行业未来发展的方向,是各大企业提升市场占有率、提高利润空间的主战场。 尽管在2022年上半年钱江摩托累计销售同比下滑,但大排量摩托销售约8.2万辆,同比增长约68.36%,大排量产品销量居国内行业首位,是公司主要的利润来源。2022年上半年,公司实现销售收入25.83亿元,同比增长21.20%,实现归母净利润2亿元,同比增长16.95%。周晋宇介绍说,他所在门店卖得最火的就是赛600和闪300两款,春夏销售旺季,平均要等一个多月才能拿到车。 隆鑫通用也在半年报中提到,中大排摩托车市场将持续扩容。隆鑫通用推出的“无极”系列大排量摩托车上半年销量2.45万台,同比增长118.41%,高于行业平均水平,销售收入4.14亿元,占公司两轮摩托车销售收入近20%。 “目前,占销量20%的大排量摩托车贡献了80%的行业利润。”李彬回忆说,中国摩托车产量最大时曾接近3000万辆,全行业税后利润在50亿元左右。后来由于全国多地禁限摩,加上小汽车、电动车的冲击,两轮摩托的产销逐年下滑,2016年前后触底反弹,国内各家品牌纷纷发力,转型升级。到去年逐渐恢复到2000万辆左右产量时,全行业利润已经超过50亿元,说明整个行业转型升级的方向走对了。 与此同时,全球最大的摩托车制造商正在走向电动化。9月中旬,日本本田汽车表示,将于2025年前在全球范围内推出超10款电动摩托车车型,目标在2040年代实现碳中和。这家主导全球摩托车业务的日本汽车制造商称,计划到2030年每年销售350万辆电动摩托车,相当于该品牌摩托车每年总销量的15%左右。 如同汽车的发展路径,国产自主品牌也在积极布局电动化市场。《2021-2027全球与中国电动摩托车市场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报告预计,到2026年,全球电动摩托车市场规模将达到693亿元。中研普华也预计,到2027年,中国摩托车产量将达2250万辆,年复合增速约5%,其中,电动摩托车占比将从20%增至30%,年均增速预测为15%。 “电动车未来会成为摩托的其中一个品类,不代表全部,燃油摩托的骑行体验是无可替代的。”李彬分析,未来以城市通勤刚需为主的短途代步用车很可能电动化,但大排量燃油车仍会是休闲娱乐的主流选择,骑摩托注重的是人与车的互动,很多哈雷消费者买的就是V型双缸发动机独有的排气声。 “目前国内中大排量摩托车销量仅占摩托车整体市场的3%至5%,仍有较大发展潜力。”宋涛分析说,日本250cc以上摩托车占其本国市场的1/5左右,欧美市场中大排量摩托车占比更高,达到60%~ 90%。随着近年来行业发展,国内大排量摩托车已经逐步由生产工具、代步用具,变为生活类用品、休闲玩具,这一趋势在未来也将继续由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下沉,带动摩托车文化、鞋服头盔等周边以及摩旅经济发展,将会成为又一新的消费趋势。 重新审视“禁限摩” 据智研咨询整理的相关数据,随着摩托车回归市场,其交通事故发生数占据的比例一再攀升。2017年,摩托车交通事故39780起,次年超过4.5万起,到2020年,数量增至45789起。 不过,对比汽车和摩托车的事故率,很难得出孰高孰低的结论。以国家统计局出具的交通事故情况数据分析,2018年全年汽车交通事故发生数为16.69万起,摩托车交通事故发生数为4.58万起,结合当时中国汽车保有量2.4亿辆,摩托车保有量约在9000万辆,汽车事故率约在0.07%,摩托车事故发生率则在0.05%;从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比例来看,汽车约为0.02%,摩托车约为0.02%。两者之间未呈现出显著差异。 “国人对摩托车的态度大多两极分化,玩车的人爱得疯狂,不玩车的人总对摩托车有不安全的印象。”宋涛说。 对于摩托车这个拥有百余年历史的舶来品,国人经历了从好奇到偏见、再到重新认识的过程。1886年,摩托车被引入上海,而中国摩托车产业因持续不断的战火一再停滞,直到1949年后才逐步建立。上世纪50年代初,“井冈山”牌摩托车问世,开启了中国摩托车生产的进程。 直到70年代末,摩托车才逐渐从军用为主转向民用市场,1979年生产的“嘉陵CJ50”被视为“中国第一辆民用摩托车”。但当时想拥有一辆摩托并不容易,在物价还在按分计算的80年代,一辆全新的摩托车动辄几千元。到上世纪90年代私人汽车开始普及后,摩托车的地位快速下滑,越来越边缘。在都市新闻中,摩托车甚至常和抢劫、噪音污染、伤亡事故等关键词绑定出现。 1986年,北京开始限制摩托车在三环路以内道路行驶。2000年,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宣布京B和外省市牌照的两轮摩托车年底禁止在四环路以内道路行驶。2007年1月1日,广州宣布全面禁摩。据《中国摩旅地图》不完全统计,到2019年,全国已有185个城市“禁限摩”。 几乎每年的全国两会上,都有代表、委员提交开放“禁限摩”的相关提案、议案。不少人认为,禁限摩政策不仅严重限制了摩托车产业的发展,同时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也影响了消费者出行的便利性。 全国人大代表、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在2020年全国两会上建议,试点开放“禁限摩”,科学对待城市摩托车行驶,拉动摩托车产业转型升级。李书福在议案中指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实施“禁限摩”的国家。在欧洲多地都倡导多开摩托车、少开汽车,以抵消使用汽车带来的油耗、道路通行率、车位占用面积等问题。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工商联主席、隆鑫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涂建华也在提案中指出,一刀切的“禁限摩”导致摩托车销售只能面向农村,阻碍了行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让中国失去了连续21年全球摩托车产量第一的桂冠。 让业内人士普遍担忧的是,摩托车正处于行业变革关键期,面临电动化和全球化的双重挑战。从长远来看,本土市场的规模效应,将攸关行业的生死存亡,这与“禁限摩”是否松动有强关联。 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学家李稻葵一直是摩托车骑行爱好者,也连续多年提交相关提案。“以前不戴头盔骑摩托车的现象很普遍,现在很多骑摩托车的人装备都非常齐全。”他认为,摩友的素质在提高,“我们的法律、条规应该与时俱进”。 在宋涛看来,“要想死得快,就买一脚踹”,是二三十年前中国摩托车无序发展、没有正规引导和培训时的情况,近年来已经不断得到改善。 如今产品技术改进和交通监管手段改善,都大大提升了摩托车的交通安全系数。至于一度困扰广州等地的“飞车党”,伴随治安管理水平提升,早已成为历史。 “各地禁限摩的原因不尽相同,从城市管理层面看,主要因摩托车骑行安全事故频发、摩托车非法改装、不按规定穿戴护具造成严重伤害等社会现象,而个人层面则是因为骑行者安全意识不足、安全法规知识欠缺、摩托车基础教育不完备等问题。”宋涛说,各地“禁限摩”已成既定事实,关键是如何改变现状,从源头解决安全隐患。 按照现行《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取得三轮摩托车D证后,理论上可驾驶两轮摩托车(E证)和轻便摩托车(F证),即D证可兼容E、F证。但这已经无法满足现实的驾驶安全需求,考取D证太容易,而骑好两轮车太难。 和三轮摩托相比,两轮车更机动灵活,自身稳定性更弱,且排量越大对驾驶技术要求越高。行业内一直有“摩托车驾照按排量改革”的呼声,建议从源头将两轮车和三轮车的驾证范畴分离,并根据摩托车排量细化D证级别。 宋涛认为,摩托车驾考改革的呼声更符合现实需求。因为对真正的发烧友来说,摩托车骑行是可以终身学习的爱好,就像滑雪、冲浪等极限运动一样。“摩托车运动也能带动产业的发展,本田、杜卡迪等品牌也是通过积累比赛数据来打响品牌,并为量产车研发做准备。” 现实问题是,目前国内还没有可以开展摩托车比赛的室内场地。宋涛介绍说,室内摩托车赛对场地的设计、施工、验收要求极高,但场地安全申购认证的技术标准掌握在美国机构手中。目前国内只认证了30多家赛车场地,室内摩托车赛只能借地举办,个人自费的价格昂贵,这也是很多年轻爱好者不得不跑山的原因之一。 “中大排量摩托市场崛起,以休闲娱乐为目的的摩友人群增加,总要解决去哪儿玩的问题,我们鼓励骑帅不骑快。”宋涛说,除官方举办的有安全保障的越野赛事,摩旅也不失为一种选择,从产业角度看,摩旅还可以成为行业品牌、店端、俱乐部和车主之间的纽带,助力产业生态的良性循环。 对骑士来说,摩旅虽然没有赛车的极速,但不等于失去骑行的激情。长途旅行不是简单地坐在车上,稳定的巡航需要在手动给油、离合、刹车和脚刹、脚踩换挡间不断配合,每一个弯道都要配合身体的姿势,改变车的倾角和龙头的舵角,才能划出一个完美的弧线。就像打一场没有尽头的游戏,途中会不断遇到新的关卡和挑战,不断有新的刺激,何况还能欣赏沿途的景色和人间烟火。 以中国的市场规模,摩托车休闲旅游市场还有更大想象空间。而综合考虑摩托车装备、服饰、旅游休闲等上下游产业,在乘数效应下,摩托车将撬动更大规模的新增消费。但大排量摩托车销售快速增长的同时,更多需求却被“禁限摩”限制了。 2017年西安打响“摩托车解禁第一枪”,随后,廊坊、济南、青岛等数十个城市相继解除限制,为摩托车的复兴提供了政策空间。“当社会人均收入达到一定程度后,人们对于汽车的追求不再那样迫切,慢慢向实现更高层次的需求迈进,而摩托车正是这样一种休闲娱乐的工具。”李彬说。 《中国新闻周刊》2022年第38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