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人民币。中新财经 邵婉云 摄
人民币汇率为何能持续回升?
继去年年末人民币汇率反弹回升,并于12月夺回7.0关口后,人民币的上涨态势一直延续至2023年。对此,多方分析认为,近期人民币汇率上涨受多方面因素影响。
“人民币汇率上涨的原因之一是情绪面改善。”中国银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有鑫接受中新财经采访时表示,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逐渐优化,预计疫情对经济复苏的影响将减弱,经济社会生活将逐渐回归正轨,市场对于2023年经济增长信心更强。
王有鑫指出,汇率上涨得益于交易面的支撑。年底前后,出于流动性需要,企业结汇有所增加。境外机构对中国经济加快复苏的预期强化,纷纷看多人民币资产,跨境资本流入也在增加。
不仅如此,政策面的提振效应也在增强。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12月30日发布公告称,自2023年1月3日起,银行间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时间延长至北京时间次日3:00,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及浮动幅度、做市商报价等市场管理制度适用时间相应延长。
同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还调整了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和SDR货币篮子人民币汇率指数货币篮子权重,美元、欧元、日元的权重均有所下降。
王有鑫表示,银行间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时段的延长、货币篮子权重的调整以及美元权重的下调,进一步优化了汇率形成机制,拓展了外汇市场深度和广度,为全球投资者投资人民币资产以及进行风险对冲提供了更多便利。
“人民币汇率受发达经济体货币影响减弱,汇率形成的独立性和自主权提高,进一步强化了市场信心,使得汇率快速走高。”王有鑫称。
人民币汇率后续如何走?
开年就迎来开门红后,人民币汇率2023年的后续走势也备受关注。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指出,整体看,2023年中国经济基本面持续修复和温和通胀,将有利于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综合经济基本面与国际收支面考虑,预计2023年人民币汇率整体将呈现双向波动、温和回升、逐步趋近长期合理区间的走势。
“2023年中国经济将开启‘修复性复苏’模式,复苏的主要动能来自于抑制经济增长因素的消除。”温彬称。
他具体分析到,新冠疫情防控措施不断优化,将提振消费与投资信心,经济内生动力逐步恢复;房地产逐步由风险暴露期转向风险收敛期,融资改善与信心恢复将成为主要特征,行业逐步转向健康稳定发展的新阶段,地产对整体经济开始由负面冲击转为中性;通胀将保持温和,一方面内需复苏将促使核心通胀均值回归和中枢上移,另一方面输入型通胀压力减轻,则将有利于限制通胀涨幅。
在王有鑫看来,2023年预计人民币汇率将延续波动回升态势。随着各地疫情形势逐渐接近达峰并好转,人员流动、交通、餐饮、消费等领域活动将逐渐恢复,市场信心将进一步增强。而欧美等经济体经济增长压力将加快显现,货币政策放缓或转向的讨论将逐渐升温,美元大概率持续回落,对人民币的制约效应减弱。
“在全球经济普遍衰退背景下,中国经济和人民币资产将成为全球亮点,吸引跨境资本继续流入。”王有鑫称。(完)
东西问·中外对话|德国和欧洲始终与中国保持对话为何重要? ****** 2022年,刚刚完成联邦政府换届的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开始担任七国集团(G7)主席国。在政坛完成新老交替后,人们对中德关系可以期待多少延续性和稳定性?为何中欧之间保持对话合作、互学互鉴始终具有重要意义?欧盟对华关系的“三分法”(“伙伴、竞争者和制度对手”)为何亟待商榷? 针对上述问题,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日前独家对话德国联邦议院议员、前副议长、德国“中国之桥”协会主席汉斯-彼得·弗里德里希(Dr. Hans-Peter Friedrich)。 汉斯-彼得·弗里德里希表示,无论德国内政如何变化,他对德中关系保持延续性感到乐观。他指出,面对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各国政府应当携手合作,中国和欧洲构成一条全球发展和稳定之轴,双方需要紧密携手、并肩前行。他认为,德国人可以从中国人身上学到如何更加乐观地去看待技术领域取得的进步,并勇于开启新的项目。 针对欧盟“伙伴、竞争者和制度对手”的对华关系定位,弗里德里希指出,欧盟和中国无疑是重要的伙伴,而竞争则主要是指双方企业之间的竞争、而非国与国的竞争。针对“制度对手”的提法,弗里德里希指出,欧盟和中国都没有意愿改变自身的政治制度。在他看来,欧洲人有很强的动力去确保美中对抗不走向升级,确保各方能够在一个和平的世界里携手合作。 以下是对话全文摘编: 彭大伟:对于中德关系,人们可以期待多少延续性和稳定性? 弗里德里希:从德国的角度来看,中国不仅在经济和技术层面是一个重要的伙伴,在政治层面同样如此。而反过来从中国的角度出发,德国也是其在欧洲的一个重要伙伴。正因如此,双方的关系必须具有延续性。 无论内政格局如何变化,德中之间如此重要的一系列伙伴关系都必须得到呵护。在这一方面我也感到十分乐观。德国现在有了新一届联邦政府,我预计德国与中国的关系将是德国总理府的优先事项。 奥拉夫·朔尔茨是我们德国的新一任总理。他曾担任汉堡市市长。早在汉堡市长任内,他就为促进德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发展做了很多工作。我预计,在就任德国总理一职后,奥拉夫·朔尔茨仍将继续这项工作。他的政策与前任总理默克尔存在延续性。 2021年12月8日,德国新任总理朔尔茨及新政府内阁全体成员在柏林的德国联邦议院宣誓就职。图为朔尔茨宣誓就职。中新社记者 彭大伟 摄彭大伟:德国和欧洲始终与中国保持对话,这一点为何如此重要? 弗里德里希:首先,我相信,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当涉及到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要使得我们的星球免于“过载”,例如在环保、气候、卫生等议题上,所有国家就都必须共同承担责任、携手合作。 我们正处在新冠大流行当中,对此有切身感受。此外消除饥饿也是重要的议题。在上述议题上,全球各国政府必须进行合作,欧洲和中国当然在这其中也承担特殊的责任。 我们都生活在同一片广袤的欧亚大陆上,我相信中国到欧洲构成一条发展之轴和稳定之轴。这条轴具有关键意义,因此德国和中国之间需要紧密地并肩前行。 彭大伟:德国新一届联邦政府希望改善德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数字化等方面的表现。这会否开启新的对华合作空间? 弗里德里希:数字化和应对气候变化不仅是政界面临的两项突出挑战,也是经济界和全体企业面临的一项重大的转型进程,这一进程必须在未来10到30年内完成。因此,数字化和应对气候变化是所有人的日程表上最优先的议题。 德国和中国刚好在上述领域拥有非常多的合作可能性。对两国企业而言,上述领域也是举足轻重的,氢能的利用便是其中一个例子,在其它很多具体领域我们两国未来也肯定会有合作。 当地时间2021年10月26日,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在政府卸任仪式上将任期结束通知,正式交给担任了德国总理16年之久的默克尔。彭大伟:默克尔在卸任总理前接受的最后一次专访中表示,“德国和欧盟应该延续同中国的合作,并且双方都能够从对方身上学到东西”。您认为双方分别可以从对方身上学到什么? 弗里德里希:总体而言,我认为我们可以从中国、从中国人身上学到如何更加乐观地去看待技术领域取得的进步。德国在很多领域对革新、对新技术发展都过度谨慎,而中国人则首先看到其中的机遇,其次才去关注风险——德国的态度刚好相反。 我想德国人可以向中国人学习的是,如果能够勇于开启新的项目,并在一些地方不尽如人意、甚至暂时遭遇失败时坦然面对,同时专注于机遇,这将是很好的事情。这是我们必须向中国学习的、十分重要的一点。至于中国人能够向我们学习什么,这得由您来解答。 彭大伟:我能想到的是氢能等绿色清洁能源和技术,以及其它更多的领域——可能用“合作”比“学习”更贴切。 彭大伟:您对欧盟提出的对华关系“三分法”(“伙伴、竞争者和制度对手”)有何看法?这种“三分法”是否会导致不同体制之间的对抗甚至摊牌? 弗里德里希:德国新一届联邦政府的联合执政协议中就能找到您所提到的“三分法”。但当人们仔细看这些概念时会发现,“伙伴”是明确无误的,我刚刚已经提到了,全球各国政府采取合作才能使我们成功战胜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在“竞争”这一层面,“竞争”与其说是指中国与欧盟、中国与德国国家之间的竞争,不如说更多地是指企业间的竞争——德国企业、荷兰企业、法国企业、捷克企业、中国企业……企业之间存在竞争。 至于“制度对手”这一提法,我必须坦诚地说,我不太清楚这到底想要表达什么,因为经过仔细思考后,我并不觉得欧盟有意愿改变其自身的政治制度,我同样也不认为中国有改变其自身政治制度的意愿。 在这一意义上,“制度对手”的问题实际上仅涉及不同权力体系之间的竞争,尤其是美国和中国之间。作为欧洲人,我们有很强的动力去确保美中对抗不走向升级,确保我们能够在一个和平的世界里携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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